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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方:日本熊山古塔與唐前期佛塔類比研究
發布時間:2018-09-04 15:54:42   瀏覽次數:3124   文字大小:【

(法政大學大學院古代物質文化研究所 日本 東京 102-8160)

  摘要:熊山古塔是一座奈良時代的、用片石修砌的、平面呈方形的多層土塔。該塔的分段清晰,周壁平直,基座上的第一級塔身設“四方龕”,此當是對唐初多層方塔的仿效。該塔用碎石壘砌,塔體階梯式,無疊澀出檐,此當是對古墳時代晚期方墳的繼承。熊山古塔既見唐風又具地方文化色彩,可稱“唐塔東方變體”或“日式土塔”,是“東方絲綢之路”代表性實證。

  關鍵詞:熊山古塔 唐塔 類比 文化交流

  中國分類號:K928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李德方(1949—) 日本政法大學大學院古代物質文化研究所特任教授,長期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史前考古與中日文化類研究。

  2005年秋,應岡山市日中友好協會會長片岡和男先生和日本古代吉備國研究會會長出宮德尚先生邀請,筆者再次對吉備地區古墳進行調查。一次,在踏查浦間茶臼山古墳間余又查看一座奈良時代的熊山古塔。熊山古塔是日本國指定的一處重要歷史文化遺產。考察時,考古學者出宮德尚先生和岡山市教育委員會犬飼廣志先生向筆者作了詳細解說,還送給筆者新的熊山古塔調查簡報及相關資料,期望筆者協助查找中國唐塔而且主要是與佛教密宗關聯的唐塔資料。筆者應允了日本朋友所求。在檢閱資料時,筆者對這座古塔產生了一些看法,認為熊山古塔主要是把中國唐初多層方塔形體與日本古墳時代晚期方墳形體交揉一起,創造出塔苑奇葩。

  為闡述如上認識,擬首先記述熊山古塔形制特征與年代,繼而對唐前期多層方塔進行類型學考察與分期,爾后進行類比研究。

  一、 熊山古塔地理位置、形制特征與年代

  熊山古塔位于岡山市東北約28公里的吉井川東岸熊山上,隸屬岡山縣赤磐郡瀨戶町。古塔所在山頂較為平坦,環境幽靜,海拔高度487米。日本學者對古塔曾做過多次調查,稱其為“熊山一號石積遺構”、“熊山遺跡”,其中2003年的調查者在《熊山遺跡(層塔形石積遺構)的考察》一文指出其建造年代為“奈良時代晚期”[1]。

  熊山古塔是一座用片石修砌的多層方塔。片石即片狀石塊,未經琢磨,主要用以平砌塔體,縫隙處以碎石充填。石料來源為就地取材。所謂“方塔”指古塔平面呈方形。所謂“多層”指古塔分為上下數段,包括上部現存的兩層塔身和下部的塔基,整體呈上窄下寬金字塔式(圖一、二)。為便于記述,筆者繪出“熊山古塔立面示意圖”(圖三)。再下對塔身、塔基作以分述。

  塔基 雙層。下層為依山體而修砌的基臺,上層為基臺之上的承托塔身的基座,平面均作方形,周壁均平直。其中基臺邊長約11.8米,高0.2-1.2米,基座邊長約8米,高約0.9米。

  塔身 現存二層(級)。下部為第一級塔身,上部為第二級塔身,平面均呈方形,周壁平直或近平直。其中第一級塔身邊長約5.4米,高1.3米,四側面正中各設一方形龕,第二級塔身邊長約3.6米,高1.1米,中心處設一長方形石室,石室邊長0.8米,深2米。據

  [1]出宮德尚:《熊山遺跡(層塔形積石遺構)的考察》,2003年8月打印稿,第3頁。收入2003年11月在就實大學召開的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熊山遺跡是佛塔—來自韓國的比較》,就實大學主辦,山陽新聞社、岡山放送、蔚山文化放送協辦。

  2005年《吉備地方文化研究》所刊的《熊山南山崖石積遺構實測調查報告》所記,“1937年(昭和一二年),熊山石積遺構中央部位被當地居民盜掘,豎穴式石室中出土奈良三彩小壺及陶制筒形容器”[1]。

  總上,熊山古塔是一座用片石修砌的平面呈方形的、上窄下寬且分段清晰的、周壁平直且設有“四方龕”和石室的多層土塔。熊山古塔的這些特征證明其為佛塔,而第一級塔身所設的“四方龕”與塔體中部石室則為供養釋迦的窟龕與供奉佛物的“塔宮”。

  須指出的,筆者在“熊山古塔立面示意圖”(圖三)上用虛線勾勒出該塔的第三級塔身,意指現存第二級塔身之上原設第三級塔身。理由之一:從現存塔體上窄下寬的疊澀式收分觀察,二級塔身較一級塔身邊長內收1.8米,如果第二級塔身之上再內收1米,仍存可供修筑邊長1.6米的三級塔身空間,而此三級塔身卻正好罩在邊長0.8米的塔宮之上,如此才能形成較為完整的塔體,方合于天竺塔式級數。《魏書·釋老志》中便有天竺塔式記述:“凡宮塔制度,猶以天竺式樣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傳,謂之浮圖”。理由之二:日本現存奈良市二條町東大寺頭塔(頭塔為土塔訛音)的初始形態為基臺之上構建三級塔身,依此可通過考古類型學“橫聯法”推知熊山古塔為三級塔身。目前所知奈良時代土塔極少,著名者為奈良市頭塔(圖四)。經調查,現存頭塔由早晚兩個不同時期遺構組成。早期內層構造是在塔基上構筑三層塔身,建造年代約在天平寶字四年(760年)。晚期外層構造為七層,據《東大寺要錄》等文獻,推定是東大寺僧實忠于神護景云元年(767年)改筑,塔體四周共設44個窟龕,內供石佛像[2]。據日本古史記載,為鎮護國家道場,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三年(741年)下令在全國建立國分寺、國分尼寺,至奈良時代晚期,全域建百余寺;熊山古塔和奈良頭塔均應建于這一時期即奈良時代中晚期。奈良頭塔的早期形態為大約在公元760年構筑的三層塔身,由此推測熊山古塔當仿自早期奈良頭塔而建并亦為三級塔身。此即筆者用虛線標出熊山古塔第三級塔身的理由。當然,從考古學年代觀來看,熊山古塔的考古學年代應與奈良早期頭塔構建年代相當,同為奈良時代中期即公元760年前后。

  二、 唐前期多層方塔類型學考察

  熊山古塔是一座奈良時代中期的多層方塔。為了將其與唐塔類比,應當對唐前期多層方塔進行初步類型學考察。

  中國現存唐前期多層方塔,主要分布在唐東西二京的西安和洛陽,其他地點所存甚少。這些唐前期多層方塔,既見地表聳立的磚石修筑的佛塔,例如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3]等,又見從地下發掘出的塔基,例如西安青龍寺遺址的塔基[4],還有諸多寺廟或石窟寺中所存的石雕塔,例如北京市房山縣云居寺石塔和龍門石窟保存石塔等。總體而言,中國唐前期多層方塔數量并不很多,而且地表所存的塔多經后世重修,地下發掘的古塔又僅存基部,據此難能對唐前期的多層方塔進行類型學考察。如西安興教寺玄奘墓塔,始建于唐總章二年(669年),到太和二年(828年)又徹底重修,今人所見塔形則為唐后期風格。又如唐青龍寺遺址的塔址,經發掘僅存方形塔基下部,據此尚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是單層的亭式塔或其他類型塔的可能性。有幸的是,嚴輝、李春敏、楊超杰等學者近幾年對洛陽市流散石塔進行了收集整理[5],還對龍門石窟佛塔進行了初步分類[6]。這批石塔保留著當時實體塔的

  [1]出宮德尚:《熊山南山崖石積遺構實測調查報告》,刊于就實大學吉備地方文化研究所編《吉備地方文化研究》第15號,2005年,第6頁。

  [2]張學鋒:《論南京鐘山南朝壇類建筑遺存的性質》,《文物》2006年第4期,第65頁。

  [3]張馭寰、羅哲文:《中國古塔精粹》,科學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63至166頁。

  [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青龍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5期。

  [5]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

  [6]楊超杰、嚴輝:《龍門石窟雕刻粹編—佛塔》,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形制特征并對中國唐前期多層方塔分期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本文主要使用這批石塔中少量有紀年的多層方塔材料,對唐前期多層方塔進行排比分析。

  筆者選擇出唐前期8件多層方塔標本并將其分為A、B、C、D四個類型。

  A型 雙層塔基且各層塔身均設佛龕。分二式:

  I式 各塔身的周壁平直。龍門石窟3號塔,高1.14米,雙層塔基,三層塔身,第一層以上塔身漸次收分,各層之間的間距較大,層間疊澀出檐,頂部由蓮花、覆缽丘、相輪、寶珠等組成塔剎,每層塔身設一圓拱形龕,造塔題記為“李夫人摩珂造浮圖并作七佛供養永徽三年(652年)[1]”(圖五:1)。

  II式 各塔身的周壁平斜。第一層塔身立面呈上窄下寬的等腰梯形,第一層以上各塔身的間距較近。偃師縣寇店鄉孫窯村塔,高1.79米,雙層塔基,五層塔身,諸層塔身壁面平斜且間距很近,層間疊澀出檐,頂部由蓮花、覆缽丘、相輪、傘蓋等組成塔剎,每層塔身四面均設一尖拱形佛龕,造塔題記為“惟大唐神龍二年(706年)歲次丙午辛未朔三十日庚子[2]”(圖五:2)。

  B型 單層塔基(或者塔基已失)且只在第一層塔身設佛龕。分二式:

  I式 各塔身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洛陽古代藝術館0033號塔,殘高1.63米,七層塔身,第一層以上塔身較低,層間疊澀出檐,塔頂為覆缽丘,塔基已不存,第一層塔身正面設一尖拱形龕,塔右側有“麟德元年”(664年)的年銘[3](圖五:3)。偃師縣李村鄉上莊村塔,殘高6.5米,七層塔身,第一層以上塔身漸低且分段明顯,層間疊澀出檐,塔頂和塔基已失,第一層塔身正面有方形佛龕,內刻佛像,龕外造像題記已不識,“據造像特征推斷,此塔的雕刻年代為高宗時期[4](圖五:4)”。

  II式 第一層塔身周壁平斜且立面呈上窄下寬的等腰梯形。第一層塔身以上各塔身低矮作束腰狀。孟津縣會盟鎮鐵爐塔,高1.58米,七層塔身,層間疊澀出檐,塔頂僅存剎基處的殘蓮花,第一層塔身正面設一尖拱形佛龕,下有方形單層塔基,背面的《大唐河南府洛陽縣故成陽郡成府君浮圖記》中有“天寶二年”(743年)的紀年[5](圖五:5)。

  C型 第一層塔身分上下二段且各層塔身均不設佛龕。分二式:

  I式 塔身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洛陽古代藝術館藏0034號塔,高1.36米,六層塔身,第一層塔身分上下二段且塔身的周壁近平直,第一層以上各塔身的間距較小,層間疊澀出檐,塔頂為由蓮花和覆缽丘組成的塔剎,第一層塔身的題記中有“久視元年”(700年)、“長安四年”(704年)的紀年[6](圖五:6)。

  II式 第一層塔身瘦高且塔身的周壁斜直。洛陽古代藝術館藏0042號塔,高1.37米,塔身五層,第一層塔身分上下二段且周壁斜直,其中第一層塔身的下段呈上窄下寬的等腰梯形,第一層以上各塔身的間距較小,層間疊澀出檐,塔頂由蓮花和覆缽丘組成塔剎,第一層塔身的造塔題記為“大唐開元三年(715年)正月二十七日家人石野舟為曹主故王元邵造五級浮圖一區為記[7]”(圖五:7)。

  [1]楊超杰、嚴輝:《龍門石窟雕刻粹編—佛塔》,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23頁。

  [2]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8頁,圖一四:7。

  [3]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8頁,圖一四:6。

  [4]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3、54、58頁,圖一四:5。

  [5]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4、58頁,圖一四:8。

  [6]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5、58頁,圖一四:9。

  [7]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5、58頁,圖一四:10。

  D型 第一層塔身之上的各層塔身均被稠密的仿磚木結構的塔檐和瓦壟所隱匿。洛陽古代藝術館藏0041號塔,整石雕刻,高1.59米,塔身七層,第一層塔身很高且立面呈上窄下寬的等腰梯形,塔剎為蓮花承覆缽丘,第一層塔身的正面設一尖拱形佛龕,內一佛二菩薩,龕側的造像題紀字跡不清,據龕內的造像年代特點可定此塔的雕造年代為公元八世紀中葉[1](圖五:8)。

  以上A、B、C、D四型唐前期方塔,其中AI、BI、CI塔雕造年代為公元705年以前唐高宗和武周時期,而AII、BII、CII塔和D型塔年代為公元705年之后的唐玄宗前后。據此把洛陽唐前期多層方形石塔分為一、二期,其中第一期的年代為公元618至705年,第二期的年代約自公元705年至756年。

  從圖五的“洛陽唐前期多層方塔分期圖”可以看出,洛陽唐前期多層方塔流行第一層塔身高大的作風,其中A型塔流行雙層塔基,B型塔大約流行單層塔基,C型塔則流行第一層塔身分作上下二段的形制。這是洛陽唐前期諸型多層方塔的共性。洛陽唐前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多層方塔又有差別。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主要差別是:

  1、第一期的AI塔、BI塔、CI塔的塔身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第二期AII塔、BII塔、CII塔和D型塔的第一層塔身的周壁明顯斜直,立面呈上窄下寬的等腰梯形。

  2、第一期諸型塔的諸層塔身而且主要是A、B型塔的諸層塔身的分段清晰,而第二期的A、B型塔的第一層以上各層塔身的間距較小,若束腰狀。

  3、第二期出現了D型塔。

  分期結果表明,唐前期多層方塔,大約以公元705年為界,逐步完成了由唐初的分段清楚的平直塔壁向之后的層段緊密的斜直塔身的轉化。

  三、 熊山古塔與唐前期多層方塔類比分析

  闡述了熊山古塔形制特征和唐前期多層方塔類型與分期之后,繼而對熊山古塔與唐塔作以類比討論。

  熊山古塔是一座多層的、周壁平直或近平直的、設有雙層塔基且第一級塔身設有佛龕的奈良時代中期方形階梯式土塔。那么,它與唐前期的哪個階段哪個類型的佛塔有密切關系呢?為回答這個問題,需將其與諸型式唐前期多層方塔作以比較。

  若將熊山古塔與C、D型塔相比,前者與后者差異顯著。因為前者為分段清晰、上窄下寬的階梯式方塔,而后者C型塔的形體則接近長方體狀,D型塔的諸層塔身“均被稠密的仿磚木結構的塔檐和瓦壟所隱匿”,猶如一株傘形杉樹;前者的塔身設有佛龕,后者均無佛龕。因此,可認為前者與后者并無緊密關系。

  若將熊山古塔與A、B型塔相比,其明顯與第二期的AII、BII型塔迥異,因為前者分段清晰且塔壁平直,而后者塔身低矮作束腰狀且塔壁斜直。

  若將熊山古塔與第一期AI、BI型塔相比,前者與后者則有較多共性,因為前者與后者同為分段清晰、上窄下寬、塔壁平直、塔身設龕的多層方塔。若進一步類比,則發現前者的形態與AI型龍門3號塔和洛陽古代藝術館0033號塔更為相近,因為前者的雙層塔基的特征與龍門3號塔相同,而前者只在第一級塔身設佛龕的特征則與0033號塔相同。據此可以認為,熊山古塔與以龍門3號塔為代表的AI型塔和以0033號塔為代表的BI型塔有密切聯系。

  前已言及,第3號塔雕造年代為公元652年,第0033號塔的雕造年代為公元664年,均當公元7世紀中葉的初唐,而熊山古塔的建造年代為公元8世紀中葉。后者建造年代晚于前者。據此可以認為,熊山古塔的建造,仿效了公元7世紀唐塔,繼承了唐初塔的分段清晰、

  [1]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第56、58頁,圖一四:11。

  周壁平直、雙層塔基、塔身設龕的唐風。

  但是,熊山古塔絕非是對唐初多層方塔的簡單仿效,因為其又具有用片石修砌、塔體呈階梯式、不設疊澀出檐等唐塔沒有或與唐塔有異的特征,這一差別則表明熊山古塔的形體特征與古墳時代晚期方墳的形制有密切關系。

  日本古墳時代的墳丘,而且特別是首長的墳丘,多筑有高聳的封丘,這些封丘呈圓形、方形、前方后圓形,等等。大的墳丘墓,封堆的形態多呈階梯狀。到了古墳時代晚期,有的方墳之外用碎石包砌,如倉敷市二子14號墳,下層的方形墳基邊長13.4米,周圍用碎石包砌,上部中心處則有用碎石包砌的方形石室[1],外觀頗同熊山古塔的階梯式。再如近年調查的岡山大谷一號墳[2]及奈良西宮古墳[3]、大阪田須谷古墳[4]、京都山尾古墳[5]等也均應為包石的階梯式方冢。這種階梯式的石包方冢的祖形,似可追溯到高句麗國家的方壇階梯積石墓和中國東北部的紅山文化方形階梯式積石冢[6]。前園實知雄先生曾指出,在對日本最早的正式寺院飛鳥寺的調查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塔心基礎周圍出土的遺物群,其中有硬玉、碧玉、瑪瑙、玻璃制勾玉……等等,基本上和古墳時代晚期的隨葬品類相同,從中可以窺視到日本最初營建寺院之際,指揮修建的負責人為了取得人們的理解,模仿了古墳而修建了釋迦的墓葬[7]”。前園實知雄先生的這一認識是對筆者提出的熊山古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古墳時代晚期古墳形制的觀點的詮釋。

  綜上討論,筆者認為熊山古塔是在奈良時代吸收了多方文化因素而誕生的,它既模仿了唐前期的多層方塔又模仿了古墳時代晚期的方墳,它既不同于唐塔又不等于方墳,它既有唐文化色彩又有濃厚的地方特征,既可稱其為“唐塔的東方變體”,又可稱其為日本式古塔。

  于此還應言及“東方絲綢之路”。2016年秋,筆者與聶曉雨先生向“首屆西安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了《東瀛綻放“絲路”花》一文,指出日本一座寺院遺址出土的白鳳時期的殘瓦模仿了唐初宮廷用瓦[8]。筆者又曾對九州大宰府出土蓮花方磚作過討論,認為一塊奈良時代的磚是對唐初宮廷用磚的摹仿[9]。日本地下出土的殘磚碎瓦都傳遞出唐代絲綢之路的信息,可見唐代“東方絲綢之路”的繁盛;而熊山古塔亦當“東方絲綢之路”又一實證。當然,古日本對唐文化的汲取并非照搬,而是經歷了學習、醞釀、再創造的過程,在積極汲收唐文化同時又保持本土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講,古日本是一個既善于汲取他方文化營養而發展自我又善于保持本土文化的東方民族。

  [1]間壁忠彥:《倉敷考古館》,伸輝印刷,1996年伸輝印刷,第23頁。

  [2]延原經子:《大谷一號墳被葬者身份討論》,收入《關注吉備國》一書,有限會社伸輝印刷,平成十二年八月發行,第82頁。

  [3]延原經子:《大谷一號墳被葬者身份討論》,收入《關注吉備國》一書,有限會社伸輝印刷,平成十二年八月發行,第75頁。

  [4]大阪府文化財:《田須谷古墳群的調查》,田野考古調查報告,1996年。

  [5]京都府埋藏文化財:《京都縱貫自動車道關系遺跡—山尾古墳》,田野考古調查報告,1995年。

  [6]葉萬松、李德方:《紅山文化積石冢與獸面玉牌淺議》,《中國古都研究·十八(上)》,國際華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93-99頁。

  [7]前園實知雄:《飛鳥·奈良寺院伽藍配置之我見》,收入朝日新聞社編《戰后五十年古代史探索總論》,1996年1月出版, 見《華夏考古》2003年第1期,第91頁。

  [8]聶曉雨、李德方:《東瀛綻放絲路花》,《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第168頁-172頁。

  [9]韋娜、宛方(李德方):《日本九州大宰府出土蓮花紋磚淺析》,《中原文物》2005年2期,第71頁-74頁。

  參考文獻

  ①(日)出宮德尚:《熊山遺跡(層塔形積石遺構)的考察》,收入就實大學編印《熊山遺跡是佛塔—來自韓國的比較》,2003年11月。

  ②(日)出宮德尚:《熊山南山崖石積遺構實測調查報告》,就實大學吉備地方文化研究所編印《吉備地方文化研究》第15號,2005年。

  ③張學鋒:《論南京鐘山南朝壇類建筑遺存的性質》,《文物》2006年第4期。

  ④張馭寰、羅哲文:《中國古塔精粹》,科學出版社,1988年。

  ⑤嚴輝、李春敏:《洛陽地區唐代石雕塔》,《文物》2001年6期。

  ⑥楊超杰、嚴輝《龍門石窟雕刻粹編—佛塔》,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

  ⑦(日)間壁忠彥:《倉敷考古館》,伸輝印刷,1996年。

  ⑧聶曉雨、李德方:《東瀛綻放絲路花》,《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⑨韋娜、宛方(李德方):《日本九州大宰府出土蓮花紋磚淺析》,《中原文物》200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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